骑手们看社保：交不起还是不愿交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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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周峰看来，社保只是桌面的摆设，出事后对缓解外卖员风险无济于事。“那玩意儿指望不上，真出事了也没用。之前上过社保，但也没啥意义。”
2021年2月，春节刚过，作为一名在北京土生土长的大学生，我来到北京东方医院西侧停车场，准备访谈外卖骑手。这里紧邻地下美食城——外卖APP中最常见的档口式快餐店。空闲时约有40名骑手在此等单、休息。我的目标是了解外卖骑手的就业和生活保障等情况。与外卖骑手聊天不难，难点在于让骑手答应接受长达一小时的访谈，访谈美团骑手难度更大。
在这个区域，很多饿了么骑手都表示，美团骑手一般仅停留三两分钟，抢到新单子就走。其中，最为忙碌的是美团的乐跑骑手，这是美团众包骑手的新分支，“自由”是很多骑手入职做外卖的初衷，但当上“乐跑骑手”意味着，即使订单再远、再累也不能拒绝，因为拒单要扣钱。乐跑骑手每周完成280单，就能有350元的奖金。
“高收入”的背后是高风险。据官方统计，2020年12月，仅青岛市崂山区便发生40起外卖交通事故。骑手的基本保障，也是我们访谈的重点之一。我们会访谈骑手是否缴社保等问题。一般而言，外卖平台不给骑手缴社保，但出乎我意料的是，有的骑手也不愿缴社保。以下是我访谈的外卖骑手与社保的故事。
▌交不起社保的骑手
别的骑手聚在一起，三三两两聊天，只有周峰倚着电动车保温箱，一个人戴着耳机刷手机。他是我访谈的第一位外卖骑手，也是我见过的骑手中最闲的。我们从下午三点一直聊到五点半，聊完后已是黄昏，他也不急于加入抢单大战。在他看来，社保只是桌面的摆设，出事后对缓解外卖员风险无济于事。“那玩意儿指望不上，真出事了也没用。之前上过社保，但也没啥意义。”
所谓社保，主要包括政府主导的养老保险、医疗保险、失业保险、生育保险和工伤保险。《2020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》显示，外卖骑手平均31岁，90后占比47%。对正值壮年的青年骑手而言，考虑养老还过早，身体也健康，结婚前也不担心生育问题，缴纳社保，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。
对骑手而言，社会保险是笔不小的支出。“有朋友给我找了个挂靠单位缴社保，需自己交钱。每月自己需交1400多，一年17000元左右。我告诉家人，我妈说这不行，压力太大了。”31岁的骑手蔡伟来自河南郑州，有一个女儿。他在美团每月毛收入近万，其中5000元寄给家人，剩不了太多。“每天入不敷出，哪有闲钱买保险。”
他能寄这么多钱给家人，一是凭借骑手-商户的互惠关系，吃饭可以省点钱。二是住在很便宜的城中村，主要是合租。即便如此，也只能把每月的开销压缩到月收入的三成左右，真正省下的钱并不多，没有能力缴纳社保。
今年45岁的骑手张衡，住在北京南二环蒲黄榆的城中村，两居室，租一间房800元；周峰和室友合租，一间房1400元，各负担700元，共睡一张床。张衡说：“送外卖的基本上都住附近的平房”，这样也能最大限度地压缩支出。
很多餐厅会给外卖骑手就餐优惠，方式也不尽相同。地下美食城针对外卖骑手，小份饺子就免费升级成大份，要是点卤肉，就多给半勺；南边的南城香快餐则直接降价，一份香辣茄子饭，对外17元，骑手高峰期后到店就餐，只收11元。张衡说：“你给外卖员优惠，外卖员高兴，送单也会快一些。你不优惠，一旦送慢了，顾客今后可能就不点你的了。”
对外经贸大学教授廉思2014年的《中国青年发展报告》曾指出，中国80后平均月房租金为1993.4元，占家庭人均月收入的37.1%；而即使外卖员的食、住、行等成本被压到30%以内，他们仍会觉得“钱存不住，花钱如流水”。可以想见，缴纳社保后，骑手实际收入将大幅下降，因此，不缴社保似乎是骑手们理性的选择。
对骑手周峰而言，虽然嘴上说缴社保没用，却依然办理了保险。除了每天平台自动扣缴的3元意外险，他另缴了每月一百多元的保险，他已忘了是在哪家银行办的了。即使对保险不了解，也要拥有一份保障。这源于周峰经历的一次交通事故。前不久，周峰被车撞倒，他向站长提出报销问题，站长要求周峰把交警开的罚单、证据都交给他。等待数天后，周峰得到的回复却是“没上保险”；面对要回罚单、收据的请求，站长坚称，周峰并没把相关证据给他。这让他认识到自费购买意外险的重要。
▌面对社保：无知和犹豫
平台外卖骑手很多，但找到一位女骑手并不容易。丁淼是饿了么的众包优选骑手，磨了两天她才答应接受我的访谈。访谈当日上午10点，在众包骑手还在忙着挑称心单子时，她已经完成了两单。
此前，丁淼和丈夫一起在北京开快餐店，北京整治拆墙打洞后被迫关店。丈夫又在打工时意外受伤，全家几乎失去经济来源。只读到初中又缺乏专业技能，丁淼只好去送外卖，不知不觉间竟也干了两年。
“我们以前没交过社保，也就不担心；就算出事了，缴保险也不管用了。”事实上，丁淼对社保的政策、应缴金额都不了解，而她认为“社保不管用”，则是基于与其他骑手、工友聊天的认知。不缴社保，不一定是“丁淼们”真正的选择；社保“没用”论被很多骑手接受，却未必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
骑手虽然挣钱相对多点，却是高危职业。外卖平台在用餐高峰期会集中派发大量订单，外卖员骑电动车难免会更快些，有时为躲避汽车，电动车会滑倒。据上海市公安局交警总队数据，在上海，平均每2.5天就有一名外卖骑手受伤或死亡。如此受伤率极高的工作，唯一的保障只有平台自动扣费的意外伤害险。这3元钱在骑手看来并不实用。
“出了车祸，根本就不管。”但是“不给缴社保、担心也没用，我担心，但我上哪说理去？”每天超负荷的工作让蔡伟压力极大，稍有不慎就会发生意外。
此前，对城镇灵活就业人员，社保缴费比例是平均工资的20%。人社部此后调整为梯度式缴费，但对骑手而言也难以承担。“我每天都入不敷出，没闲钱买社会保险。”蔡伟的情况并非个例。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杨燕绥曾表示，中国的参保门槛太高，是阻碍年轻人参保的首要原因。
年龄不同，对社保的态度差别很大。90后很少考虑社保及养老问题，但70后、80后随着年龄增长，可能面临医疗、养老的风险，就不能不考虑社保问题。
45岁的骑手张衡原本做蛋糕配送，公司也正常缴社保，因疫情工资欠发，只好改送外卖。张衡深知社保的重要，但到底在哪里缴纳社保，他很犹豫：北京找个单位代缴，一个月1400元，一年17000元，压力很大；而外卖也算不上一份稳定的工作，如若无法在京继续缴纳，转移时会麻烦一些。如果回老家衡水缴纳社保，一年只需七八千元，比较便宜，但待遇也低，真正需要时用不上。
在张衡看来，在北京参保吸引力很大。“在北京，你一个月交1400，养老、医保都包括了。比方说，你到医院看病，人家有社保的，因为医保基金垫付50元，个人挂号费只花两块钱，没社保的，得花52元。挂个号50块钱，再拿药，杂七杂八要上百了。”
最近，听张衡说，他考虑再三，还是回衡水老家缴了灵活就业养老保险。他是农村户口，此前与家人一起每年参保“新型农村合作医疗”。这个“新农合”，缴费标准和报销待遇均大大低于“城镇职工医保”，但对张衡而言，总算聊胜于无。当然，“新农合”数年前已与城镇针对不稳定就业人群的医保一起，被统称为“城乡居民医保”。
▌弱势的骑手 强势的平台
对平台骑手而言，客服是维权的唯一路径。
周峰送过一次同城速递，但是顾客不给他收货码，他只能向客服反映。人工客服接不通，问智能客服又得不到有效帮助，这单只能报废。还有一次，他拒绝帮顾客扔垃圾，顾客点了差评。周峰想申诉，但求告无门。“你一个骑手，谁会搭理你？”尝试多次，联系人工客服无果。周峰再也不人工申诉了。
跑美团的蔡伟也有类似遭遇：商家出餐慢导致送货延迟，他收到了一个投诉。这是他第一次尝试向客服申诉，也是最后一次。“人工客服一般很难接通，APP上也有自动客服，但很难解决问题。后来有啥事也不打了，因为打了也没用。”
作为平台系统中的底层劳动者，骑手很难与经理级别的人沟通上。“刚加入时，见了经理一面，此后再也没见过了。”长此以往，骑手们对此习以为常：其他骑手的境况也差不多；大家长期被恶意投诉，求告无门；大家都在面对如同摆设的智能客服，“我”为什么忍受不了？
除了要应对委屈，骑手们还要面对平台的盘剥。当问到“你感到最不爽的事”时，骑手周峰和丁淼都提到了购买工服问题。很多骑手，均需登录饿了么的APP，从饿了么的商城里购买当季工服，否则会扣掉一定的积分；积分少了，系统派单的数量就会少。
“工服一件100多，一套夏装80；头盔得单买，一个80。你还得在蜂鸟商城买，不买升不了级。一套雨衣55、一套衣服99，根本不值那么多钱。”谈到工服，周峰打开了话匣子，他笃定外卖平台靠买工服赚钱。“北京就有多少骑手？一件100，一年两套，多赚钱！”
在丁淼看来，强制购买也是问题。2019年，丁淼刚入行时买了一件，但2020年，平台要求下，换了新LOGO的工服；到2021年，又买了一件。
“反正年年都得更新，你年年都得买。倒是没多少钱。这外套不到200块钱，问题是在夏天，谁不愿意穿凉快点的？平台非得让你穿工服。这还不说，你一天洗一次，有时候洗了干不了，你得买几件？”丁淼对此非常不满。
每个季度30-200元的工服，本来是外卖平台借此做广告，但广告成本却完全由骑手们承担。这是没有道理的。访谈中，骑手在气愤之余，也只能无奈接受。然而，当骑手们难以掌控劳动时间和强度乃至自己的身体和着装时，我们有理由怀疑，这是平台针对服务外包的骑手们一项服从性测试。这个问题亟待解决。
周峰、张衡、丁淼、蔡伟均为化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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